这是一部《日本汉籍图录》，是我和卞东波兄合作研究日本汉籍的成果之一。

古籍图录是各种图录中的一种，其功能在于揭示重要的有文物、文献价值的善本书，使图书馆内最好的精华之本能够得到彰显、披露。这些善本书都是数十年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搜集才得以保存，平时，读者很难一睹善本之庐山真面，有了图录，即能略窥大概。此外，图录也可以作为版本鉴定的参考。

《日本汉籍图录》封面

(资料图片)

各种图录的专业性都很强，是研究者不可或缺的利器，以古籍版本图录来说，这些年所见基本上有四种类型。第一种为收录各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所藏珍贵善本，如《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再一种是收录各省市图书馆、大学图书馆所藏善本的图录，如《天津图书馆古籍善本图录》。另一种是私人收藏家编成的图录，如《书香人淡自庄严——周叔弢自庄严堪善本古籍展图录》、《西谛藏书善本图录》。第三种是通代或断代的版本图录，如《中国版刻图录》、《明代版本图录》等。最后一类为专题版本图录，如《中国活字本图录》、《明代闵凌刻套印本图录》等。各种图录收录的刻本多为宋、元、明、清时期有代表性的出版物，也包括历代的抄本、稿本、校本、版画、套印本、活字本，以及馆藏的比较难得的尺牍、碑帖，乃至旧报纸、旧期刊。

中国最早的书影式图录，是清末学人杨守敬编的《留真谱》，他于光绪六年至十年（1880—1884）作为清使日大臣何如璋、黎庶昌的随员，驻日期间，肆力搜集日本所藏中国古代典籍，并在日本学者森立之影抄各种古抄本书叶汇订而成的书稿基础上，增入了大量中国宋、元刻本和日本古刻本的书叶。这是在中国各种版本图录中第一次出现日本雕版出版物和旧抄本的见证。

沈津先生题签

收藏在日本的中国古籍图书，包括中国刊刻的宋、元、明、清、民国刻本，稿本、抄本、活字本、套印本及版画等，大部分是由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交换，或由学人之间的馈赠，或由在华的文化使者携回，也包括日本在侵华战争中肆无忌惮的掠夺而达成。这些图书中，不乏珍贵稀见的「文化财」，或者宋、元、明代刊刻而中土已失传的典籍。此类文献内容丰富，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也是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资料，我们应该把它们视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并称之为收藏在日本的中国典籍。而在日本、韩国，则视这些中国典籍为「汉籍」，「汉」者，中华民族也。

「域外汉籍」，是指在中国周边国家如日本、韩国、越南等国翻刻的有关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学者著作的统称，而翻刻本的版本著录，则分别为日本刻本（和刻本）、韩国刻本（高丽本、朝鲜本）、越南刻本（安南本）等。如今，有些研究者又将「域外汉籍」演绎成中国历史上流失到海外的汉文著作。

现今保存在欧美地区的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荷兰等国的中国古籍数量庞大，其中善本在两万部上下，而普通线装书则不计其数。这些藏书是中国宋、元、明、清、民国时期的出版物（含稿本、抄本、活字本、套印本、版画），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更是全人类共同拥有的宝贵财富。在美加地区的各个东亚图书馆里，这些中国古籍都和中文图书放在一起（善本书则置放于善本书库），对于欧美的大学教授和学者来说，这些中国古籍就是纯粹的中国雕版印刷物，以及用汉字书写的稿本、抄本，并不被视作什么「域外汉籍」。

卞东波先生

历来文化的传播，主要依据于书籍的传布，因为书籍可以长期保存和利用，重要的著作可以一再翻刻，影响深远。中国的历史文化丰富多彩，在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也影响到周边国家，日、中两国文化交流绵亘两千年，这种交流主要是通过学者和书籍来完成的。日本翻刻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典籍，也即「日本汉籍」，书内多有日本假名和各种符号，这是日人为了阅读中文原本，在汉字句旁添加假名和符号，以直接用日语读就。用日本学者大庭修的话说，就是“这一仅通过变换语序来翻译、理解外语的汉文训点术，可以说是日本人的一项惊人的创造。加训点后在日本出版的汉籍称‘和刻本’，此乃日、中文化交流最具体的见证物”。日本和刻本汉籍，有长泽规矩也氏所编《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及其补正（汲古书院，1978年、1980年）可证。

在国内，收藏日本所刻的汉籍（含明治、大正、昭和时期）最多者，当推辽宁省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天津图书馆三家，但每家所藏都不逾千。至于其他各图书馆所藏更在少数，无法形成藏书特色，在各图书馆所编善本书目里，多作为附录收入，或排在各类之后。对于域外汉籍的研究，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始终是一个薄弱环节，没有引起重视。直至1995年，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王宝平、韩锡铎编《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第一次著录了国内68家主要图书馆所藏和刻汉籍3063种，于此，研究者可以窥见日本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已经达到巨细无遗的地步。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是欧美地区最重要的东亚图书馆之一，也是西方世界研究汉学的重镇。除了收藏有众多的中国典籍外，也有不少日本、韩国刊刻的古籍。据统计，日本刻本（含日刻汉籍及日人纂注、释解、评点本）约3600部，韩国刻本（含活字本）约3800部，其中难得之本指不胜屈，冷僻之书时有所见，中土未见之传本往往也可窥得，数量之大，国内省市一级公共图书馆多不能望其项背。「燕京」如此丰厚的馆藏，国内研究者大多并不知晓，或不得其门而入。少数访问学者，于「燕京」虽有所获，但限于时间，多有「望洋兴叹」之感。我在「燕京」工作期间，曾将这3600余部日本刻本全部经眼一过，并编出一份馆藏日本据中国古籍翻刻书目录，约600余部，由于时间匆忙，我没有将释家类中的佛教经书1200部列入，盖因我当时想要编一套有关日本刻本的系列丛书。

我和东波兄的合作，始于他第一次赴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做访问学者时，他多次来我的办公室聊天叙谈，也看了不少日本典籍。他给我的印象是扎实的学院「少壮派」，工作认真努力，对研究的课题全力以赴，精力充沛，似乎有使不完的力量。他也是一位聪敏好学之人，我们曾谈过合作研究的计划，这本《日本汉籍图录》就是我们合作的第一套书。

整理、出版域外汉籍是一项规模宏大的文化工程，我和东波兄合作的《日本汉籍图录》，是前人没有做过的，我们应该填补这一空白。《图录》是第一部大规模展示日本汉籍的著作。中国虽然已经出版了不少中国古代善本的图录，但从没有出版过中国之外的汉籍图录。就日本来说，虽然也出版过日本所藏历代刊刻的中国典籍图录，如《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日本出版的一些文库的书影也包括了部分和刻本书影，如杏雨书屋所编《新修恭仁山庄善本书影》，但却从未出版过完全以日本翻刻的中国典籍或日本学人纂注的汉籍图录。

五山版《山谷诗集注》

《日本汉籍图录》不但汇集了日本各个时代翻刻的中国典籍的书影，而且还酌量收录日本学者用汉字完成的注释、研究中国古典著作的书影，对我们了解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有很大的帮助。本书所收图录，既有比较稀见的五山版典籍，也有江户时代初期的古活字本，还有部分古抄本，以及在中国已经失传而经日本翻刻后得以保存、流传的中国典籍的书影；更有翻刻朝鲜版中国古籍（即朝鲜翻刻的中国古籍，再由日本翻刻）和琉球学人在中国刊刻的典籍。

研究古籍版本学，最讲究对书的目验，而日本及美国所藏的大量珍稀汉籍，由于种种原因，很多人无法一饱眼福。本图录的出版对于我们了解这些深藏于日本的汉籍起了非常重要的帮助作用，是了解日本汉籍版本形制的第一手数据，也可以藉此比对中日不同版本间的差异。所以《图录》对了解日本印刷史也有不容忽视的参考价值。本书收录的日本汉籍图片，多得自日本各大公立图书馆、著名大学图书馆的藏本，还有一些难得一见的日本古寺庙里的藏本，也包括日本本土之外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日本汉籍，因此基本上可以反映各个时代日本汉籍的全貌。

这套《图录》是我们两人就经眼的日本汉籍（多为明治以前的日本出版物，明治本酌收一小部分）编成的，包括日本翻刻中国经、史、子、集四部中经学、史学、儒学、佛学、文学等方面的重要著作，所收约1800种。《图录》中的图书版式、行款、刻工、牌记，尤其是扉页及版权页，可以反映日本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所刻古书原貌。所以，此《图录》的出版，不仅能窥见中国传统文化对东亚地区的深远影响，亦是汉学东传、中日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对中日书籍交流史、日本汉学史以及中国版本学、中国古代文史之学的研究都大有裨益，也极大地丰富了日本汉籍的研究内容。

此部《图录》，东波兄出力最多，他数次进出日本，除了演讲、交流、研究，大部分时间都在为增补《图录》奔波。在海外访书，复制扫描，时间对于东波兄来说，就如打仗一般，分秒必争，我自己当年也有如此体会。《图录》中每种图书的文字说明均为东波兄所撰，读者可对书之作者、内容及版本有所了解。我在文字说明最后定稿前全部审读一过，时间仓猝，或有帝虎亥豕、乌焉成马之讹，恳请方家学者有所匡正。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是这十多年中出版界崛起的「桂军」，他们出版的各种文史图书，颇得学者好评。我非常感谢何林夏社长以及文献分社社长雷回兴女士，他们在百忙中为《图录》的出版倾注了较多的心力，责任编辑金学勇先生更是日以继夜为《图录》操劳，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努力，这套《图录》是难以面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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